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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曾任北京气象学院研究生部教授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科协常委、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兼天气专业委员会主任、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兼水文气象学委员会第一、二届主任、北京气象学会十三至十五届理事长、北京减灾协会第一届副会长、长江三峡防洪专家、国际动力气象学会中尺度（精细）气象学委员、世界银行援建水库安全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市第八、九、十届人大代表等；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员。

章廷谦曾任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，抗战爆发后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奉教育部命南迁长沙，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章廷谦随校南下，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北平，待安顿下来之后再举家南下团聚。长沙临大开学不久，南京沦陷，武汉震动，战火即将蔓延至长沙，学校已不能维持正常办学，只能再度迁移。长沙临大迁往云南后，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章淹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辗转从天津、香港多地后，到达越南海防，与章廷谦汇合，再经河内转滇越铁路到昆明。

昆明自1939年起便开始遭到日机轰炸，跑警报成为了人们的“家常便饭”，一跑警报就没法上课，师生们不堪其扰。雾天与雨天成为了学习的最佳保护伞，飞机难以测定目标，轰炸会暂时停止，章淹因此对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。恰逢当时学校决定选出几名学生专门学习气象专业，章淹主动报名转入了气象系学习，成为了联大气象系的第一位女生。从此，她与她一生热爱与追求的气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也结束其办学使命，组成联大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决定北返复校。1946年5月4日，学校宣布胜利结束办学，三校师生复员北返，学生根据各自专业转入各校。章淹随校回到清华，于1947年从气象系毕业。正当她计划留校任教时，突然接到分配通知，要求她尽快到华北气象局就职。1949年北平解放，华北观象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通信科接收。章淹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气象预报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49年，24岁的章淹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。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气象预报需要准确的云与雾预测，以保证阅兵当天飞机可以顺利飞行。章淹回忆，她与同事们各处翻找，想要找到北京周边范围的预测资料，可“好多有用的资料在日本人走的时候全都烧毁了，只剩一个破大木箱子里头有一些破碎的图”。最后，他们靠着加强与空军气象台方面联络，更新气象信息，同时在清华气象系搜集资料，科学分析数据，计算降雨概率，加班加点深夜工作成了家常便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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